黄天骥:说李商隐《锦瑟

上引李商隐的《锦瑟》,备受喜爱,却十分令人费解。元好问说:“望帝春心托杜鹃,佳人锦瑟怨华年。诗家总爱西昆好,只恨无人作郑笺。”(《论诗绝句三十首》之一)王士禛也说“一篇锦瑟解人难”(《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》之一)。这两人的看法,一直被评论者广泛引用。

其实,元好问的话,说得不妥。怎么是无人去作笺释呢?早在宋代,黄朝英就有这样的记录:“东坡云:‘锦瑟之为乐器也,其弦五十,其柱如之,其声也适、怨、清、和。’”(《缃素杂记》)按照苏东坡的说法,《锦瑟》这首诗是李商隐通过描写锦瑟传达感情,中间四句是表现琴音具有“适、怨、清、和”四种韵味的,这不就是“笺”吗?后来,“作郑笺”者比比皆是。

倒是王士禛说对了,这首《锦瑟》确属“解人难”,因为许多人对它理不清楚,说不明白。有人说,这是一首李商隐怀念亡妻的诗,因为“瑟”这种乐器,只有二十五根弦;李商隐说是有“五十弦”,分明是把二十五根弦,拦腰弄为两半,成为断弦,而“断弦”,是丧妻的代词,所以这是“悼亡诗”。有人说,李商隐和多个女性感情暧昧,传说他还爱上了令狐楚的侍妾,名字就叫锦瑟,却又不能如愿,因此这是一首欲说还休的爱情诗。有人说这是有所寄托的政治诗,说其第三、第四句是影射死去的唐文宗、唐武宗,第五、第六句是暗喻李德裕的被贬,等等。有说这是他感怀身世的诗。

更有人说它什么都不是,就只是一首让人觉得很美的诗。“虽然在理性上难以说明,可是在感情上是可以感动你的。”有人还搬出了梁启超的见解:“义山的《锦瑟》《碧城》《圣女祠》等诗,讲的什么事,我理会不着,拆开一字一句叫我解释,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,但我觉得他美,读起来令我在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。须知美是多方面的,美是会有神秘性的。”(《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》)梁启超是大学问家,岂有解不出之理?只是他忙于政治活动和各方面著述,对一些诗作未下功夫深究而已。倒是黄叔灿说:“此义山年登五十,追溯平生而作也。”(《唐诗笺注》)似比较接近作者的原意。

文学作品包括诗歌,其内容所包涵的理性确实难以说明,但它不可能没有理性,否则人们只觉它音调、文句很美,便认为是杰作,那么,读这些作品岂不是如咀嚼毫无养分的“口香糖”那样,只为了过一时的口瘾?当然,这样的作品,有的是,但它们绝不是像《锦瑟》那样能够脍炙人口耐人寻味的杰作。

在诗坛上,确有些作品,历来受人推崇,却往往不得其解,弄不清诗人的内心世界,不知道诗中的奥妙,不知道诗人如何运用艺术技巧。究其原因,是人们不会打开诗中蕴含的美学密码。这密码,是揭示真相的钥匙,是破解假象的关键。我认为,“知人论世”,正是了解和鉴赏文艺作品的门径。

当然,有些文艺作品,可能是作者或随意顺手,胡乱落笔,或闭目按指,敲拨琴弦。可能会连他自己,也不知道要表达些什么,只觉得好看、好听,这就够了。其实,在“无意识”的后面,总和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,以及时代、社会的某些潮流,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作者很可能毫不自觉,却潜藏流动在他的灵魂深处。这一切,可能是毫无影迹,却又起着牵动作者走笔飞采,或者寻宫数调的作用。所谓“无意识”云云,不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“意识”吗?所谓“唯美”的主张,不也是在特定时代特定作者生活态度的折射吗?

《锦瑟》这首诗的创作旨趣以及创作技巧,和李商隐所处的时代、诗坛风气、生活经历,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们知道,李商隐是晚唐时代的诗人,约生于公元八一三年。他在《登乐游原》中写道: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这首诗非常概括地表现出整个晚唐时代日落西山的颓势,也吐露了他自己的“意不适”,亦即惋惜和迷惘的心境。他很有才华,受到大官令狐楚的赏识。离开令狐楚后,他投靠了另一高官王茂元,也被重用;王茂元还把女儿嫁给了他,夫妻间感情很好,可惜王氏早逝。至于王茂元,与令狐楚政见不同,王茂元死后,李商隐便失去靠山。当时,不少人妒忌李商隐的才华,认为他最初受令狐楚家族之恩,却又投身于王茂元,显得忘恩负义,品行不端。人们便冷落他,只让他做些品级较低的闲职。

在中晚唐,官场上有所谓“牛李党争”,即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派系斗争。做过李商隐靠山的令狐楚与王茂元,是分属牛党和李党的重要人物。李商隐前后依附过这两个人,便被认为“立场不稳”。总之,他左也不是,右也不是,进退两难,十分苦恼。加上他有过许多绯闻,和、女道士都曾相好,还竟敢插手去当上司的“第三者”。种种传闻,未必属实,若说全无根据,却不全是。试看他写过多首“无题诗”,情感暧昧,因而被视为“品行不端”,也非偶然。当然,李商隐自认是有才能、有抱负、有德行的人。传说他来广州为官,有人向他行贿,他不肯收下,说这不是怕被人知道,而是出于自己廉洁的本性。看来,此人不爱财,只好色,有才能,没运气,是个胸怀大志而不走运的诗人,最后郁郁寡欢,不到五十岁便死了。

李商隐存诗有五百多首。人们不是喜欢称他为“朦胧诗人”吗?其实他写的许多诗,并不朦胧,甚至敢于直斥时弊,直抒胸臆。像《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》一诗写道:“黄昏封印点刑徒,愧负荆山入座隅。却羡卞和双刖足,一生无复没阶趋。”那时,李商隐正在弘农县出任管理治安的小官,他看不惯吏治腐败,暗无天日,正派人还不得不趋炎附势,天天要向上级跪安。于是他竟说羡慕那位蒙冤受屈被斩去双腿的卞和,因为没有了腿便不必再趴在石阶上向庸懦腐败的官员叩头了。你看,他对当时黑暗的官场多么厌恶,态度多么激愤,用辞遣句毫不朦胧。不错,李商隐还写了许多“咏史诗”来以古喻今,也并不朦胧,像写“宣室求贤访逐臣,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”(《贾生》),表面上嘲笑汉文帝,其实唐代文士都知道他是在讽刺喜欢求仙问卜、信奉道教的唐武宗,其命意清楚得很。

至于李商隐写的爱情诗确是颇为朦胧了。像“春心莫共花争发,一寸相思一寸灰”(《无题》),“相见时难别亦难,东风无力百花残”(《无题》)等诗句,都和爱情有关。但这些诗到底是写给谁的?人们弄不清楚,诗意也有点含糊。说这类诗是朦胧诗也行。而且李商隐有不少诗是没有题目的,甚至以“无题”作为题目;或者以诗的前面两字为题目,例如《潭州》一诗取自“潭州官舍暮楼空”,《日日》一诗取自“日日春光斗日光”之类,而内容则与题目并无多大的关系。这些诗实际上也属于“无题诗”,是诗人不想让读者很清楚他的想法,任由读者朦朦胧胧地奔驰想象的诗。在这意义上,也可以说李商隐是我国朦胧诗派的鼻祖。一般来说,李商隐“无题诗”多属与爱情有关的诗,它是有所寄托的,李商隐自己就说过:“楚雨含情皆有托。”只是我们往往还不能弄清楚他要寄托些什么而已。

在中晚唐,诗人敢于打破初唐、盛唐的传统习惯,以近体诗的体裁来写爱情,这是诗坛进步的标志。就诗歌创作的角度而言,是人们在封建体制压抑的状态下,对人道主义和对人性有明显追求的表现,是我国文体在创作思想上的新发展。到五代,词人们的创作,便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开拓,更是多以男女爱情为题材。

话又说回来,正因为李商隐写过不少爱情诗,所以不少人一直认为《锦瑟》也是有所寄托的爱情诗。而我则认为,它是,又不是。说它是,因为它与爱情有关;说它不是,因为它并非只写爱情,而是比单纯写爱情复杂得多,深刻得多。

首先,我们知道,李商隐的《锦瑟》,约写于唐大中二年(848)。那时他大约是四十七八岁,而他一生也只活到四十八岁。也就是说,这首以《锦瑟》为题的诗,属于他生命走到最后阶段时的作品。在他辞去官职,在郑州赋闲隐居的最后几年,他心情很不好。何焯说:“此诗乃自伤之词,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。”(见《李义山诗集辑评》)这看法,近年也渐渐被学界认同。但是李商隐到底是怎样写《锦瑟》的?到底他是怎样运用创作技巧,让这首诗产生非凡的艺术魅力?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。

《锦瑟》以“锦瑟”二字为题。锦瑟,是指装饰美丽的瑟。瑟是乐器,但《锦瑟》却不是一首咏物诗,而又不是一首与锦瑟这种乐器完全无关的无题诗。光是题目,已是朦朦胧胧,比较费解。这一点,又正是李商隐所希望达到的艺术效果。

诗的首句“锦瑟无端五十弦”,意思是说,他所面对的锦瑟,无端端地有着五十根弦线。“无端”两字,表现出诗人对这乐器琴弦之多,颇不耐烦,并且无可奈何的情绪。

在唐代,瑟,一般只有二十五根弦。钱起有诗云:“潇湘何事等闲回,水碧沙明两岸苔。二十五弦弹夜月,不胜清怨却飞来。”(《归雁》)而李商隐这里所说的瑟,却是古瑟。

古代的瑟,确是有五十根弦的。据《史记》:“太帝(黄帝公孙轩辕)使素女鼓五十弦瑟,悲。帝禁不止,乃破其弦为二十五弦。”可见,李商隐所说的“锦瑟”,不是唐代那种经过改造的一般只有二十五弦的瑟,而是有五十根弦的古瑟。这种瑟,李商隐在诗里也多次提及,如说“雨打湘灵五十弦”(《七月二十八日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》),“因令五十丝,中道分宫徵”(《和郑愚赠汝阳王孙系筝妓二十韵》),等等。

至于为什么李商隐要写那张有五十根弦的古瑟,汪师炜在《诗学纂闻》云:“《锦瑟》乃以古瑟自况。”又说:“世所用者,二十五弦之瑟,而此乃五十弦之古制,不为时尚。”这判断,说中了诗的要害。李商隐确是以不合时宜的古瑟自喻。因为他写这首诗时,快五十岁了。如果以一弦代表一年,他的生涯正和古瑟一样。他觉得自己无端地白活了五十年,一年一年地反思,觉得实在没有什么意思。所以接下去便有“一弦一柱思华年”之句。

我们说,《锦瑟》不必视为“咏物诗”,可它又和锦瑟这一乐器有所联系。原因是诗人把每一根琴弦、每一根琴柱,和他自己的五十年华联结起来。他觉得,这一弦一柱发出的乐音,其意韵,正好表达出了他一生的经历。苏东坡说这诗是要表现的琴音,有“适、怨、清、和”四种情调,却说不清李商隐为什么要抒发这样的情调。他忽略了“思华年”这三个关键性的字眼,所以只能算是说对了一半。正由于李商隐以“锦瑟”起兴,所以也不能说这诗与咏物无关,与对妻子的怀念无关。思妻,便属于爱情的范围。而且,他也确实写过因瞥见锦瑟而怀念亡妻的《房中曲》:“归来已不见,锦瑟长于人。”又说:“锦瑟惊弦破梦频。”(《回中牡丹为雨所败》)显然,他在“思华年”的过程中,掺杂着丧妻之痛。

反过来,若说“思华年”全是思妻,却又不是。因为他与王氏会少离多,王氏逝世也早于他。而李商隐是个处处留“情”的情种,他爱上一个女子,失去了;再爱上另一个,甚至同时爱上好几个,但又都不能如愿。因此,以“五十弦”表示年年岁岁思念亡妻,倒也未必。我认为对《锦瑟》首两句的理解,是李商隐看见了那张有五十根弦的古瑟,觉得自己也像它那样,既不合时宜,又不为世用;当然,也想起有过丧妻之痛,想起和那些爱过的女性,空有一段段朦胧凄艳的接触,却通通没有着落。总之,他一生的种种理想和志向,完全无法实现,只能算是无端端地走出了娘胎,无可奈何地白活了一辈子。这就是他抚挼着一弦一柱,引发出对自己一生难以言喻的失落迷惘的怨楚。

李商隐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段,进一步表达他“无端”地“思华年”的内心世界呢?

通常不少诗人很自然会借助眼前的景物抒发自己的情绪,而李商隐在《锦瑟》一诗中,当接下去要形容自己思绪的两联,竟是连续用了四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典故。这四句文字优美,可是在四句诗之间,似乎各说各的,似乎没有什么联系。这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?一下子让人觉得茫茫然摸不着头脑,于是就有了 “一篇锦瑟解人难”的喟叹!

在诗歌创作中,不少诗人喜欢使用典故。所谓典故,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称之为事类:“事类者,盖文章之外,据事以类义,援古而证今者也。”他认为在创作中运用典故,可以从这事推论那事,用过去发生的事情,说明今天发生的事情,这会有事半功倍的作用。在过去强调读经读史的时代,对儒生而言,掌握多少历史知识,成了衡量他们学问高下的标尺。当然,用典过多过僻,这“掉书袋”的做法,往往会被讪笑为“獭祭”“点鬼簿”和“堆垛死尸”。这里面,就有用典是否得当的问题。

清人赵翼认为:“诗写性情,原不专恃数典。而故事已成典故,则一典已有一意,作诗者借彼之意,写我之情,自然倍觉深厚。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。”(《瓯北诗话》卷十)当典故已经成为一般常识的情况下,诗人适当用典,“借彼之意,写我之情”,是可以通过典故已经形成的形象、意象,以浓缩的语言,远比用概念性的话语,更能表达诗句丰富的内涵。而且以彼事写此事,以彼情写我情,还能起着“寄托”的作用,让诗意更含蓄,让审美受体能发挥更丰富的联想力。

为什么王士禛说《锦瑟》“解人难”?很重要的原因,是认为它“獭祭曾经博奥殚”。其实王士禛未看透这首诗的奥妙,便归咎李商隐“獭祭”,亦即骂他用典过多过僻。不错,在今天的读者看来,《锦瑟》所用之典,是不容易看得明白的,但在唐代,这首诗涉及之典其实并不算稀奇,人们多是能够懂得的,而且也有人运用过的。(关于对《锦瑟》中使用典故的解析,拙著《诗词曲十讲》中有所说明。小文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,作进一步增析。)

《锦瑟》的第三句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,用的是庄子在《齐物论》所说的故事:“昔者庄周梦为蝴蝶,栩栩然蝴蝶也,自喻适志与!不知周也。俄然觉,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?蝴蝶之梦为周与?”按庄子所说,他做了一个梦,梦中化为蝴蝶。睡醒以后,竟糊里糊涂,弄不清梦醒的人与梦中的人有什么分别,到底庄周是蝴蝶还是蝴蝶是庄周,总之,浑浑噩噩,迷迷幻幻,梦像是醒,醒像是梦。有关庄周蝶梦的故事,在过去,凡是读过《庄子·齐物论》者,都是懂得的,这没有深僻可言。

至于李商隐为什么要在诗中运用这一典故?审美受体就需要仔细体悟。从这诗的第一、第二句可以发现,李商隐从眼前出现的古瑟中,看到了不合时宜的自己。它的琴音传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意蕴,如幻如真,亦生亦死。于是,他觉得他这一辈子,以及他所理解的人生,就是如此。积近五十年的经验,他认为人生无所谓生死,无所谓真假,人与物的存在,只不过是一种幻觉,这就是庄周之所以“迷”。他感到自己的一生,也就是这般的迷惘。这种复杂感情的内涵,可能包括他对唐代晚期政局混乱认知的迷失,可能包括他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失意,也可能包括他丧妻之痛,等等。总之,它涵盖着对人生的失落乃至迷惘等内容。其实,李商隐有诗说过:“怜我秋斋梦蝴蝶。”(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》)可见,他经常怀着迷惘的感情对待人生。我认为,这句诗根本不是具体说某一事件,而是从琴音的韵味里感悟到人生的幻灭。苏东坡竟说这句有“清”的韵味,看来他的音乐耳朵并不灵敏。

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,望帝,是古蜀国的国君,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云:“杜宇称帝,号曰望帝……其相开明,决玉莹山以除水患。帝遂委以政事,法尧舜禅授之义,遂禅位于开明,帝升西山隐焉。时适二月,子鹃鸟鸣,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。”而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八八引《蜀王本纪》则又有不同的说法:“荆有一人名鳖灵,其尸亡去,荆人求之不得。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,遂活,与望帝相见。望帝以鳖灵为相。时玉山出水,如尧之洪水,望帝不能治。使鳖灵决玉山,民得安处。鳖灵治水去后,望帝与其妻通,惭愧,自以为德薄,不如鳖灵,乃委国授之而去。”这两则故事,一说是“让贤”,一说是“后悔”,而“让国”则是一致的。后人又传说,这杜鹃是望帝之魂所化,鲍照的《行路难》就说:“中有一鸟名杜鹃,言是古时蜀帝魂。声音哀苦鸣不息,羽毛憔悴似人髡。”于是“杜鹃啼血”一词,成了表示伤心苦恼的典故,这也为读过有关古籍的人所谙知。《诗文拾遗》还记录了李白的断句:“野禽啼杜宇,山蝶舞庄周。”可见在李商隐之前,早就有人把庄周梦蝶和杜鹃啼血的典故相互联系起来了。

我们且不考虑望帝为什么苦恼,是失去王位的后悔,是失去所爱者的苦闷,还是失德的忏悔?总之,他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。在春天,他化为杜鹃,用悲苦的啼声,发泄自己的怅惘和失落之痛。李商隐在诗中使用这一典故,也是用以寄托自己的情怀。他写望帝的万般苦恼,以此作为自己理想破灭和人生失落的写照。上面说过,有人认为李商隐说的望帝是暗喻唐代的君主,像唐文宗、唐武宗也都有大权旁落的情况,而且李商隐的《井络》一诗也有过“堪叹故君成杜宇”的说法。看来这寄托的写法,也未尝没有可能。甚至我们还可以想到,那名为望帝的痴情者有失去了他不应去爱的人的痛苦,而李商隐自己不也有过这类似的经历吗?总之,我们可以想象它还包含更多的内容,但这是什么内容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以这一典故,暗喻自己的心情,暗示曾经有过的理想,又都失去的悲哀。

第五句“沧海月明珠有泪”,则是两个典故的综合。一是出自《书》的狄仁杰传:“仁杰举明经,调汴州参军,为吏诬诉黜陟,使阎立本召讯。异其才,谢曰:‘仲尼称观过知仁,君可谓沧海遗珠矣。’”(按:“观过知仁”,语出《论语·里仁》)后来人们以“沧海遗珠”比喻野有遗贤,比喻有才能的人不被当政者赏识的意思,这典故也不算生僻。另外,李商隐又用了《博物志》卷九所说鲛人泣泪成珠的典故。鲛人即美人鱼,传说它往往在月明之夜对月流泪,眼泪便成了珍珠。李商隐把这两个典故融为一体,用以比喻人才被遗弃,美好的事物被冷落。在沧海里那被遗弃的珍珠,泪光莹莹,不知它是鲛人之泪化成,还是这美好的珍珠就像鲛人的泪痕?诗人把两个典故叠合起来,意思朦胧,含混不清,这正是诗人想要达到的艺术效果。他以珠为中介,把两组意象联系起来,让读者感到扑朔迷离,在蜃光幻影中,感受到美好的事物不得其用,只能在苍茫中暗自感伤的迷惘意境。

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则用了另一种典故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:“蓝田山,出美玉。”中唐诗人戴叔伦说:“诗家之景,如蓝田日暖,良玉生烟,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。”(《与极浦谈诗书》)李商隐直接用上了戴叔伦的意思,和沧海遗珠又有所照应。美玉在蓝田山的泥土中,阳光一照,蒸发出恍惚迷蒙的烟气。美玉的光辉,可以感受得到,但它毕竟又被埋没在土里,不能得到,难以捉摸。玉生烟,明白地告诉人们,这里有玉,它给人以希望;而又告诉人们,这希望能否实现,也很难说。李商隐运用这一典故,也是要表现一种带着某种希望幻灭的迷惘心境。这第五、第六句,把“珠”和“玉”对举,是陆机早在《文赋》中说过的:“石韫玉而生辉,水怀珠而川媚。”杜甫也在诗中写过:“盈把那须沧海珠,入怀本倚昆山玉。”(《暮秋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》)可见这些典故和写传,早就被文学家运用,李商隐并非始作俑者。

当我们弄清楚了《锦瑟》颔联和颈联所写典故以后,便可进一步研究李商隐创作这诗的旨趣和技巧,领略他在艺术上高明之处了。

不错,《锦瑟》运用的文字十分优美,你看:晓梦、蝴蝶、春心、杜鹃,词采丰赡,字语华丽;而明月与泪珠照映,阳光下烟玉迷离,也让人目眩神摇。加以对仗工整,音韵和谐,读来真觉余香满口。梁启超之所以觉得这首很美,指的就是这些方面吧。但是想深一层,它却不是“神秘的”。

我们知道,在近体诗特别是在律诗的创作中,诗人们对整首诗的结构安排,往往会采用这样的方式:诗开头的第一、第二句,和结尾的第七、第八句,会直接表述诗作的题旨;中间的两联,则多以对景物的描写,烘托题旨所要表达的意趣。像柳宗元的《登州城楼寄漳、汀、封、连四州刺史》一诗:

如果我们把它中间的两联抽出,把第一、第二句和第七、第八句连接起来,就能很清楚地看到,柳宗元写的是他登高望远,引起想念朋友的愁思。中间的两联四句,则是四幅画面,它所写的风景,各自不同,其间也没有联系。有写风吹在水面上的,有写雨打在城墙上的;有写浓密远树的,有写曲折河流的。诗人把这些画面排列在一起,这就产生组接作用,就像电影蒙太奇的拍摄手法一样,让观众通过视觉,从画面中领悟作者愁思茫茫的情绪。

所谓蒙太奇,是指把外表不相连贯的缺乏完整意义的几个镜头、画面组接剪辑在一起,于是镜头之间的互不连贯,反留给了观众产生联想的空间,让观众“思而得之”,进行“再创作”,从而让镜头的画面能够更完整、更深刻地表现出生活场景的情感意念。正如电影大师爱森斯坦所昭示,两个蒙太奇的对列,不是一加一的二数之和,而更像是二数之积。上引柳宗元的诗,中间的两联四句,其实就是四个不相连贯的画面。诗人把它们对列组接起来,再加上开首两句和末尾两句的引导,审美受体便能从中加深对“愁思茫茫”的联想,获得对柳宗元不满现实所要表达的意境。

李商隐《锦瑟》一诗的结构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也先把颈、颔两联抽出,把首两句和末两句连接起来,即成为:

显而易见,李商隐的意思十分清楚:这是诗人对着锦瑟一根根的弦和柱,联想自己的经历,不禁感慨万千。这感慨之情,岂是等到以后的岁月才会想起,即使在当时,他的心情已经是惘惘然无限惆怅的了。

但是,李商隐在《锦瑟》的写法与众不同的是:七律中间的两联,不是像柳宗元他们那样通过文字符号,把自己从视觉中看到四个不同景色的具体画面组接起来,直接传达到审美受体,从而获得对作品意象的认知;而是找出了四个不同内容,并且具有寄托意味的典故,组接起来。典故与典故之间,没有联系,却也留出了足够的空间,让读者在记忆中对故事产生联想和感应,从而获得对作品意象的领悟。这做法非常独特,它需要读者对故事内容有所了解,在大脑皮质细胞的紧张活动中,把具体故事不同的内容,及其不同的寄托意味进行抽象化,组接起来,才进一步领悟审美主体所要抒发的情愫。显然,读者对诗中意象的审美过程比较曲折和复杂。这就是《锦瑟》让人感到深奥费解的缘故。

李商隐选择了这四个典故,用以传达自己情绪,是因为它们既有共性,又各有特点。像庄生梦蝶一典,侧重于表现对生死和命运的迷惑;望帝化鹃一典,侧重于表现爱和恨、怨和悔的交织。沧海月明,映珠有泪一典,寄托着贤才不受重视,空负年华的凄楚;蓝田日暖,良玉生烟一典,寓意人生美好的愿望,朦胧在眼,却又永远不能实现的悲凉。然而,这四个典故的相同之处,就是“惘然”,是凄惶迷惑的情感,这是四组有寄托的典故的共性。李商隐把这四个故事,排列为四组,以蒙太奇般的手法,把具有神秘色彩以及具有寄托性的四个故事组接起来,从而让观众领悟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。我认为,这和一些现代派艺术家,在创作时把具体形象抽象化的做法,颇有相似之处。

不过别忘了,在《锦瑟》中这意象朦胧的四个典故,是被诗的前两句和后两句包裹起来的。这四个典故,就像饺子里混合着四种材料和鲜味不一样的馅。如果把各种的馅各自分开来吃,或者把饺子皮和馅分开来吃,就不是吃饺子了。只有当人们连皮带馅吃下饺子时,才能领略整个饺子丰厚的滋味。所以《锦瑟》这首诗,不仅在感性上可以让人感动,在理性上也是可以说明的。全诗的意旨,就是诗人回忆自己年年岁岁,失落迷惘,他的人生经历过不知是什么滋味的滋味!

回忆自己的一生,年年岁岁、迷迷惘惘、凄凄楚楚地活着,正是《锦瑟》这首诗的题旨。诗人是要把自己比喻为不合时宜的古瑟,然后用迷离恍惚的两联表现一辈子惘然的心境。这种感情是难以言传的,他只希望读者读了这首诗,也和他一样迷迷糊糊,产生惘然的感觉,这就够了。事实上,一篇《锦瑟》,索解人难,是因为李商隐有难言之隐。伤心人别有怀抱,他本来并不想人们清晰地了解他一生的感悟,只想让人意会,不想言传。人们觉得这诗写得很美,却对它的题旨惘然不知,一切不能坐实,只觉得其味无穷。于是,李商隐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
显然,《锦瑟》难解,却非不可解。当我们了解李商隐近五十年来的生活与感情,抓住“思华年”这有总括意义的三个字,明白他运用典故、深情寄托,以及采用组接意象的艺术技巧,从而表达“惘然”的意境,那么,这首诗的美学密码,便可豁然打开。